父亲今年已经75岁高龄了，1928年出生，具体月份日子不清楚，我没有问过他老人家，父亲也从未提起过，更不用说过生日了。

父亲的身体状况已大不如从前，经常感觉头昏，走路一晃一晃的，非常缓慢。已经有两三个年头没出过远门了，这几年也没有赶过集，他自己活动的范围就是家里、窑里或者崖背上，除过夏收有时去场里看麦子，平时总一个人待在家里，每天就给自己和母亲做饭而已。前几年家里养猪，喂猪他倒很敬心，生怕猪挨饿，今年家里再没有养猪、养鸡，平时就很少走动了。

父亲以前的故事，小时候常听母亲讲，现在有时候听伯父，大大或亲朋邻里讲。他解放前曾给国民党当过兵，给共产党当过游击队战士，也就是在“黑白两道”都干过事。解放前，祖父早早就过世了，社会正处于动荡战乱之中，老家在彬县龙高镇高村，是兵家常争之地。父亲共有兄弟三人，一九四六年前后他就是十七、八岁的样子，每次乡公所派壮丁，三个兄弟必须出一个壮丁，我家孤儿寡母的也逃不过。伯父脑子灵活，为人狡诈，为了躲壮丁，就跑到甘肃省长庆一带给别人当相公（也就是现在小商铺营业员的角色）去了，三大年龄又小，还是个孩子。所以每次摊壮丁，父亲就被乡公所抓去了。家里当时只有祖母当家，日子很紧，但在我曾祖父、祖父手里，置有良田一百多亩，日子过不下去了，就卖些地。父亲每次当壮丁，祖母就卖几亩地，将他赎回来。第三次抓壮丁，父亲就只好在旬邑县张洪镇国民党的乡丁团里当兵。

家里一个主人，寡妇娃娃一大群，日子清苦，常被人欺负和算计。我本家人里面的一个远房爷爷，一直图谋我家的马房。因为我家的马房正好在他家的兄弟二人住宅中间，占地六、七分（分：土地计量单位的一种，1亩=10分），其中有三间大房（过去称马房，喂养马的地方），全部用松木制成，石板地面，木材房板，松木柱子，建筑考究、精美，大约是清朝同治年间建成的，非常精致别致。那个本家远房爷爷想独自将其据为己有，为了夺取这一座房子，他伪造了一封信，从甘肃托寄回来，信上说我伯父因病死了，请家里搬尸，算计着到时我祖母就会卖掉马房。祖母听到这个噩耗时无比痛苦，痛苦之余，随后又立即和亲戚朋友商量，长子已亡，决定先将次子从部队上赎回来，防止他阵亡。于是就将我父亲用银元赎回来，但当时并未遂本家爷爷“心愿”卖掉马房，而是卖了六亩好地。叫我姑爷背了两口袋银元去赎回父亲，我姑爷去了乡公所，准备找乡丁团的团长时，同村一个当兵的得知情况后，对我姑爷说：“你不要出钱，今晚队伍要炸（指共产党部队起义）”，让我姑爷先回家，晚上父亲就回来了。我姑爷思量：晚上要暴动，内部肯定要打仗，子弹不长眼，万一伤了人回去没法跟我祖母交待。没有听村人的劝告，坚持把银元交给了乡丁所团长，把父亲赎了出来。据说当父子二人走到香庙乡坡上时，张洪方向传来了枪炮声，有人投奔了共产党，有人回了家，还有些被分到原来的部队当兵。

当时大概就是1947年，父亲回家后，我家所处的龙高镇金池村，成立了彬县龙高游击队。我们高村正处在红白拉锯战的关键地带，白天国民党的部队就从香庙塬上过来，占领村子，有时住在高村、云阳寺里，安排各项工作，抓丁派粮，到了晚上怕游击队打，就撤回香庙或县城了。晚上共产党彬县龙高游击队和彬县县委、县政府（在龙高金池沟里）的同志就出来工作，打土豪，分田地。这时，父亲又参加了彬县龙高游击队，进了共产党的队伍。那时父亲二十出头，个子很高，身体结实。给彬县游击队的指导员罗俊耀当勤务兵，队长是富仁人，姓田。父亲的日常工作是保卫首长安全，每天起得早，睡得晚，大大小小的战斗参加过十来次。比较惊险的一次是指导员罗俊耀在香庙塬战斗中负了重伤，父亲不畏战火，一个人背着他一口气从香庙一直背到金池沟，再翻沟过去在胡家庙一个群众家里养伤，救了罗指导员一命。

大约1949年春季的时候，彬县龙高游击队和永乐游击队等几个地方游击队汇合到现在旬邑县原底乡黄桥打敌人的炮楼。当时的作战目的有两个：一是端掉炮楼，二是攻打敌人援兵。父亲参加了这次战斗，战斗开始后，炮楼久攻不下，加之部队弹药武器差，拖的时间很长，阻击敌人援军的侦察员发现从彬县县城上来了一队敌人，以为是县保安团，报告总指挥。指导员没有重视，分了一部分兵阻敌。结果部队走到跟前才发现是宁夏马回回的正规军，一上来高头大马就把阻敌部队打散了，父亲旁边的战友好几个中弹牺牲了，父亲在抢救伤员时，身上溅满了鲜血，就像受了重伤。游击队一会儿被打得溃不成军，四散而逃，都成了散兵。父亲一个人躲进了一片芦苇里，马回回的部队看见一个兵逃进了芦苇地，就围着进去搜，打冷枪，好在父亲命大，在一个水冲的大坑里躲着，才没有被发现，侥幸活了下来，这次战斗，是父亲参加所有的战斗中最激烈也最惨烈的一次，我村据说阵亡了好几个战士，许多同志负伤或者失踪。

父亲的部队被打散了，亲朋好友看着他满身是血，坚决不让他再去部队了，叫他去甘肃找我伯父，加之当时国民党在村上查得紧，父亲就只好去了甘肃，和部队走失了。为了生存，去甘肃住我祖母娘家，待在那里开始找活干，过了几个月，彬县、甘肃都解放了。

解放以后，父亲先后在甘肃省环县供销社税务所、胡洞公社、环县曲子邮电所等地方工作过，1965年到环县邮政局成为一名正式职工，1981年退休后回家，整整在甘肃生活、工作了三十多年。

儿时的记忆中，父亲一般每年休假一次，每次大约一个月，或者在夏收期间，或者在春节期间，也就是说，一家人一年只能团聚一个月。

我的小学、中学时代，是和母亲、哥哥、弟弟一起度过的，人民公社后时代的影子给我留下的印象也特别深，但那时最盼望的时候，就是每年和父亲一起度过的那段难忘的假期。

父亲年轻时身体结实，相貌英俊，但性子较缓，做什么事也不急，是个慢性子，很少发脾气，我一直都不怕他。

记忆中的父亲曾打过我一次，那一年大约是我上小学一年级，每天只知道贪玩，从不学习，将老师发的课本揉成小圆筒，把本子揉成废纸。抽屉里装得最多的就是弹弓、小人书、扑克牌。母亲一生对待子女很严厉，看我不读书非常生气，多次打过、警告过我，叫我“改邪归正”，我总不以为然。那次父亲刚好在家，母亲将大门关住，防止我逃跑，叫父亲打我，我记得父亲一手拎我一只胳膊，把我拎在空中，一只手狠狠地打我的屁股，我印象中不是很疼，但很吓人，母亲又发话，再不听话，让父亲把我吊在大梁上打。我只是怕的哭。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就只打过我这一次，以后多年很少训过我，因为他本来就是个很慈祥的父亲，从不发脾气。

和父亲相处最长的时间，就是他老人家退休以后，距今已经二十二年了，父亲回家时，农业合作社刚分队，家里养过驴、养过牛，春、夏、秋三个季节，每天他都外出给牲畜寻草，每个周末或节假日，我回家时就帮父亲饲养牲畜。父亲饲养过一个乳牛，先后生过十来个小牛犊子，父亲养一年，大了就把它卖掉，家里这时又添了一个小牛犊子，每年养牛能收入几百元。

退休以后也是父亲农活负担最重的几年，母亲是农村的女强人，很有才能又特别勤快，善于谋划家务，每天给父亲安排的农活很多，八十年代都是在百忙中度过的，先后供养我们兄弟三人上大学。我们高村西街一家出了三个大学生，全都是父母严格教导、勤劳持家的成果。由于家中一直有学生，经济一直很紧张。记得1991年我毕业时，家里给我捎来15元钱，其中一元就有6张。可见那时家里拮据的情况。父亲退休时一月工资42元，涨得很慢。所以生活也就过得很清苦。九十年代，父亲的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了，不能干重体力活，就再没有养大牲畜，母亲又开始养猪，父亲的主要工作就是按时给猪喂食。他做这些事一直很有耐心，舍得给牲口喂精饲料，所以养的牛和猪个个都生龙活虎的，常常得到邻里的夸奖。

我爱我的父亲，但我只是索取，从没有给过他什么补偿，父亲从没有对我要求过什么，但我总觉得做儿子的太自私，只顾自己，却从未为父亲尽过孝道，总觉得很遗憾。

（我的父亲孙生俭，已于2006年正月初四去世，此文作于2003年。欣逢党的二十大准备召开之时，想起父亲当兵岁月，谨以此文献给那些为祖国解放事业战斗过、牺牲了的英雄们。）